一位中国年轻作者在获意大利一文学奖后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他历数西方作家的影响，对本国文学传统却不置一词。伍立杨先生有感于此，作《大雅云亡》（“云”恐系“之”之误）一文为中国文化的断裂垂涕而悼。
其实得奖作者的告白只能姑妄听之，祖国文化对他潜在的影响是难以估测的。作家必须首先以母语文化为养料，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道理。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几年前在《西方的经典》一书中列出二十几位他认为美国学生必读的西方作家，其中英语作家所占比重最大。布鲁姆推荐这份名单的用意与梁启超等人给中国青年开列国学书目是一样的：年轻一代应该知道今日之我的历史由来，熟悉并珍爱自己所归属的文化传统。如果中国作家轻视本国古老的文化艺术，急急巴巴地套用西方某些创作模式以求与“世界文学”接轨，那确实是莫大的遗憾。
然而伍文中描写的本世纪头几十年文学家萃取中西学的理想情状可能并不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伴随了新文学的发展或蜕变，国学的修养并不见得就是创作水准的保障。五·四文苑中有一位新进精于国学，但是他诗中大叫大嚷、不知纪律与约束的“浪漫激情”却与大雅正声相去千里。这种在当时风头十足的诗风与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有着明显联系。哈佛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曾指出，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在本世纪初通过令人失望的翻译进入中国，引起热烈反响。有些年轻诗人急欲用它来取代他们心目中已被淘汰的中国诗歌传统。但是他们所拥抱的西方浪漫派文学如同奇迹一般，既无复杂的历史渊源，又无丰厚的文化质地，所谓的浪漫主义的影响应该大打折扣。
接受外来影响离不开有意无意的选择。专拣容易的学，那大概是不难理解的。且以英国浪漫派为例：要学雪莱的抒情小诗容易，要学华兹华斯于宁静中锤炼的诗体难；很多人喜欢拜伦的《哀希腊》和《留别雅典女郎》，但是无法欣赏他讽刺的巧智，道理很简单，对英国文学史了解不够。现当代西方文学的影响又有何特点？
正如新诗的内容不仅仅是“浪漫激情”，当今的中国作家借鉴20世纪西方文学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现代派诗人代表艾略特在评论英国十六七世纪诗剧时写道，师法前人是诗人的必由之路：“未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偷窃；手低的诗人糟蹋他所拿取的，高明的诗人使之更好或与原来相异。高明的诗人把他所窃取的熔化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之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而手低的诗人把它投入一团没有粘合力的东西。高明的诗人往往会从年代久远的、另一文字的或兴趣不同的作家借取。”艾略特的《荒原》说明他本人就是“偷窃”的高手，宋代诗话中所说的“夺胎换骨”也是指从前人借取的技巧。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屡见从“另一文字的作家”借取的风格、笔法、兴趣乃至措辞和意象。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笼统地否定这类借取，而是如何用细致精确的语言来检查作品是否有“粘合力”和“独一无二的感觉”，是否真正“夺胎换骨”。
当代中国不少作家诗人都得益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他们的作品还需经受时间的检验，要发“大雅久不作”的感叹似乎为时过早。不过《大雅之亡》一文促使我们正视这一问题，即文化交流是双向或多向的，一味接受外来影响的文化或文学永远只能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或许本世纪成就斐然的拉美文学能给我们某种启迪。
说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必然涉及近几十年来的翻译。笔者外语知识有限，不敢就此妄加评论。伍立杨先生称当前的译本为“豆腐渣”和“潲水”，品质下降之速“超过了暴雨季节的大型山体滑坡”。这类文字写到纸上必有莫大快感，但它们不是大雅之声的中锋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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